影视评论“搏出我天地” ──《摔跤吧！爸爸》及其女性成长故事

　　以体育励志为直观标签的《摔跤吧！爸爸》集中引爆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观众对“影像印度”不断积累的观影热情。在如云反响之中，影片究竟如何将性别议题缝合在家庭重建、个体成长乃至国家现代化等经典大众文化叙事之内，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2003年，作为1994年以来内地首部印度进口分账，《印度往事》（Lagaan，2001）登陆院线。尽管此片刚刚获得第7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其内地累计票房（300万元人民币）却远逊于同年引入的《黑客帝国2》（The Matrix Reloaded，2003，4400万元）乃至《哈利·波特与密室》（Harry Potter and theChamber of Secrets，2002，5200万元）等。2007年，曾以1500万美元刷新印度电影全球首周票房纪录的《印度超人》（Krrish，2006）亮相银幕，在多部进口票房过亿[1]的格局之下同样遭遇惨败。对“影像印度”兴味阙如的状况直到2009年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2008）方才有所扭转──这部出自英国导演之手、最先与英美观众见面的冒险励志片上映4天便迫近2000万元票房大关，刷新了近10年来非好莱坞进口影片的最高票房纪录。至2010年下半年，通过网络等非正式渠道流入内地的《三傻大闹宝莱坞》（3 Idiots，2009）掀起一股观影热潮，直接催生了该片在2011年底的引映。
　　从某种程度上说，以《三傻》为标志，《地球上的星星》（Taare Zameen Par，2007）、《未知死亡》（Ghajini，2008）、《小萝莉的猴神大叔》（Bajrangi Bhaijaan，2015）等网络资源与《幻影车神3》（Dhoom 3，2013）、《我的个神啊》（PK，2014）、《巴霍巴利王》（Baahubali，2015）等公映影片一道，交织成新世纪内地观众眼中最具代表性的当代印度叙事。而与印度本土电影的连续性输入相伴随，都市中产智识青年这一主要观影群体也渐渐浮显。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由“上译”译制引入的《两亩地》（Do Bigha Zamin，1953，1955年译制）、《流浪者》（Awaara，1951，1955年译制）、《道路之歌》（Pather Panchali，1955，1958年译制）等相比，观影预期已由“第三世界兄弟”的切肤之痛转向了后冷战时代“陌生且熟悉”的全球化经验。在西方评奖制度的中介与保证之下，异域奇观意义上的“陌生”与焦点语汇意义上的“熟悉”令新一代观众沉醉不已──在莺歌燕舞与生死恋情节剧之间，被兼顾的似乎还有对贫富分化、城乡隔离乃至等后发现代性社会症结的深切关怀。
　　在类似情境中，以体育、励志、成长为直观标签的《摔跤吧！爸爸》（Dangal，2016，下简称《摔爸》）爆炸式地展示了新世纪以来不断积累的观影热情。上映第六天，影片单日票房已全面反超同日上映的好莱坞科幻《银河护卫队2》（Guardians of the Galaxy Vol.2，2017）；上映两周，总票房已轻松突破5亿元人民币，在创下印度电影在内地最高票房纪录的同时已然超越了印度本土票房；上映月余，内地累计票房近12亿元，继续坐稳海外第一大票仓。在实时票房强势走高的同时，《摔爸》在“豆瓣”等网络票选平台上的观众评分节节飙升，最终超越此前长期占据印度电影榜首的《三傻》，并不断引领热门话题──譬如剧情删节了29分钟是否真如国内发行方所言“有助于中国观众的理解”，又譬如在“印度良心”的照耀之下，本土观众对“流量明星”的新一轮围剿。在如云反响之中，影片如何将性别叙事嵌构在家庭重建、个体成长乃至国家现代化等宝莱坞经典价值观的大众文学再现之内，正是本文关注的核心所在。
　　作为整个故事的引子或前提，《摔爸》洗练跌宕地展示了前印度国家摔跤冠军马哈维亚·辛格·珀尕蹉跎的运动生涯。在满壁奖牌所昭示的未竟理想面前，连育四女令“子承父业”式的经典寄望难以为继；在徒留钉孔的空白冠军墙下，少女身上日渐显露的摔跤异禀则使世界冠军之梦再度照进现实。为了防止“梦想再度溜走”，也为了让“珀尕家的女儿们”攫取“选择男人”而非“被男人选择”的权力，在公务员生活中日渐体胖的中年父亲抵御住了来自亲邻社群的伦理嘲讽乃至宗教压力。对于两个女儿而言，在欢腾婚礼上悄然垂泪的少女新娘促使“摔跤”由来自父亲的“惩罚”现身为夺回未来的（唯一）机遇。梦想在此迭代，投身父辈蹉跎之路的女儿从恶劣僵死的体育体制内突围而出，凭借英联邦运动会上的冠军奖牌变身为来自偏远乡村的现代民族之光乃至万千传统印度女性的人生榜样。
　　“珀尕家的女儿们”回应或消化了好莱坞式体育励志片的核心情节，即《洛奇》（Rocky，1976）、《火爆教头草地兵》（Hoosiers，1986）、《百万金臂》（Bull Durham，1988）、《梦幻之地》（Field of Dreams，1989）、《篮球梦》（Hoop Dreams，1994）以至《拳王阿里》（Ali，2001）等经典影片不断描绘的个人成长、团队精神乃至爱国主题，并更加强调了在成长之中修复伦理、重建家庭乃至改变命运的价值观念。如果说另有新鲜之处的话，“英联邦运动会”在影片叙事中占据的象征地位或者可以算作其一。与新中国早期体育片相比[譬如《女篮5号》（1958）描绘新旧社会两代运动员不同的命运]，在形似的民族情结与进步想象之下，反复重塑被殖民经验的印度冠军故事始终保持着对西方式乃至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深度认同与赶超意识。
　　2003年借奥斯卡之机进入中国的《印度往事》同样由阿米尔·汗（Aamir Khan）担纲主演，讲述19世纪末印度乡村青年布凡带领村民在板球比赛中战胜英国殖民者的故事。此番“以弱胜强”的前史奇迹在故事内为布凡们赢得了在灾荒之年减免税负的喘息之机，也在民族身份认同的层面上象征性地将作为英国“国球”的板球夺取为独立印度的内容物，实现了“对种姓、阶级差异的再次整合”[2]。民间竞技、以弱胜强乃至对外来侵略者的象征性的胜利，的确令人联想到从香港走入内地的民族英雄故事，譬如20世纪70年代的“精武门系列”、90年代的“黄飞鸿系列”乃至新世纪的“叶问系列”，等等。在时势英雄之下，故事核心则由复沓“胜利者的逻辑”（排除“东亚病夫”之污名）逐步转向对“文化中国”的历史想象（内在凝聚力与包容性）。在为“敌我之分”增添“和而不同”之可能的新结局中，正如西式装束而兼有贤良淑德的“十三姨”缓缓释放的温柔化雨之力，《印度往事》中教授印度村民以板球技巧的白人女性（其名字也是经典英国式的“伊丽莎白”）也充当了某种预示未来和解的希望之火。不论是与青年布凡的情愫涌动还是与印度少女的潜在竞争，一再展示西方文明之善的白人女性似乎的确使血腥残酷的殖民地历史有可能“升华”为后殖民印度对西方式“普世价值”的追加确认。
　　尽管影片对原型故事进行了多处戏剧化改写，2010年的“英联邦运动会”仍被选为故事发生的时空场所。这一设置无疑在影片的全球发行中，为印度的本土观众乃至海外移民们预留了足够的历史私密性。冠军女儿在印度主办的联邦运动会中战胜了从未战胜过的白人选手，高洁磊落地回击了白人选手（尽管是澳大利亚籍）在赛前采访时表现出的挑衅与轻侮。在印度人民久久不息的欢呼声浪之中，手捧鲜花的冠军女儿跨过“外地”之间曾经存在的等级序列，将印度与特定范围内的世界拉至同等地位。从许下巨大赌注的传奇比拼到遵循现代国际通例的“英联邦运动会”，“以弱胜强”的前史斗技被更新为对等条件下的“实力取胜”。在“战胜自我”的个人英雄主义叙事与“女承父业”的家庭伦理和解之下，曾经落后的“祖国印度”不仅跻身“现代”与“世界”之列，还将昔日朝圣之路上的屈辱场景一举扭转为民族光荣的获得之地。
　　通过对项目规则、赛事通例甚至国际体育精神之“公正性”的援引，对民族复兴的强调与后殖民情结的变调互为表里，用体育健儿踏实可见且可堪复制的成长故事置换了上一波通过“一夜暴富”而改变底层命运的故事套路，譬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影片改编自维卡斯•斯瓦鲁普（Vikas Swarup）的小说《Q & A》（2005）──出身农村的穆斯林青年贾迈尔作为当红竞猜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冠军争夺者，在“一千零一夜”式的拷问情境中不断回忆人生经历，试图以源流分明的“知识谱系”撇清自身在节目中作弊的嫌疑。作为影片最具戏剧性的反转，贾迈尔以底层群体的自然生态展示了未经现代教育而成长为百科全书式青年的可能性──接线员助理（贾迈尔的职业）标志着某一潜隐信息网的入口，指向贾迈尔自学成才的奥秘所在。对贾迈尔而言，特定时空语境中特定的人、物、事无一不是相关知识的索引条目。靠着这种自学精神的充分施展，贾迈尔战胜了警方和节目组的歧视与怀疑，实现了与爱人长相厮守。
　　2008年，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1974―）战胜久富盛名的文坛前辈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1948―），凭借长篇小说作《白老虎》（the White Tiger）荣获第四十届布克奖，成为第三位获此殊荣的印度本土作家[3]。小说以倒叙方式讲述了印度北方低种姓印度教家庭出身的底层青年巴尔拉姆变身成为南印度新兴企业家“阿肖克·夏尔”的过程──利用身为司机的职务之便，巴尔拉姆在一个暴雨之夜谋害了婆罗门出身的精英雇主，夺取了发迹路上的“第一桶金”。在纪念与悔罪、羞耻与快感的多重支配之下，巴尔拉姆窃取了雇主原本的名字（阿肖克），凭借对种姓/阶级隔离制度的一次想象性僭越，完成了以“改变命运”为名的罪恶之旅。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及其原作相比，《白老虎》用非法而血腥的“第一桶金”衬托出了贾迈尔式浪漫传奇的想象性，也令其笔下的底层印度不至落入“贫困”（poverty porn）[4]式的泥沼。与巴尔拉姆由个人奋斗转向杀人越货的反励志叙事相对照，《贫》借兄长之死而推至幕后的“残酷物语”被唤回，为西方观众奉献他者之躯的浪漫缝合则自暴针脚。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摔爸》试图再现一条不同于《三傻》的合法重生之路──对于千千万万连教育尚且难以彻尝的无名青年而言，如同阿米尔·汗扮演的精神导师兰彻一般抛弃一纸文凭、依靠真才实学成为热门科学家的法萨克·旺度，与“All is well”这句座右铭同样要求某种条件苛刻的奢华余裕。相对地，“体育健儿”提供了在“苦熬”“幸存”“冒名顶替”乃至“自学成才”之外攫取资本的可能性。如果说“健儿”带来了精神与身体的双向进步，未说出的“明星”则预示着物质生活空前充盈的可能性。这种仿佛套用黑非洲经验的重生设想在影片中与振兴体育事业、改造国民精神乃至进化国家体制相结合，遂部分地摆脱了物质祈愿的庸俗感而与对当代印度的现代化想象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女儿/女性与冠军身份的联结则使此番超越种姓、阶层与宗教的民族叙事，将同样占据“半边天”的印度妇女一并吸纳为动员与感召的对象。
　　影片前半段集中呈现了一系列极具性别意味的日常情景──最初，左邻右舍抱着半严肃半打趣的心态热衷于为珀尕夫妇搜集生育儿子的巫医之术，妻子本人也因接连产女而自责不已。随后，与身后无处不在的哂笑和注视相伴随的，是姐妹俩本身的抗拒与羞耻。紧接着，少女新娘的绝望之泪促生了女性意识与冠军梦想的初次交会。而当珀尕试图将大女儿送进竞技场时，“女人”妄图涉足“男人的运动”的笑料一时间广为流传，奇观意义上的少女摔跤手则成为增加门票收入的宣传噱头。
　　这些标志性的场景以半喜剧化的形式勾勒出了印度社会中的性别格局。在五花八门的偏方仪式之下，在成为谈资的“珀尕求子”背后，在兴高采烈又幸灾乐祸的村民与黯然伤神、不知所措的妻子之间，呼之欲出的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重男轻女”，还牵涉以生育控制实现性别选择的种种手段。在2003年的印度影片《没有女人的国家》（Matrubhoomi）的开头，新生儿的响亮啼哭从产房传出，喜形于色的亲友们随即舞之蹈之，预备好一番欢庆；而当产婆喊出“是个女孩”时，众人瞬间换上了兴味索然的面孔，协助新爸爸在牛乳桶中溺毙女婴。2012年，由阿米尔·汗本人出品并主持的电视访谈节目《访谈》（Satyamev Jayate）也以“女性堕胎”作为第一季第一期的主题，接连展示了妇女在夫系亲属的蒙骗或威逼之下多次堕胎的悚人经历。性别失衡的后果在节目中被诙谐性地呈现为某光棍村落的群体自嘲，其残酷版本则可见于《没有女人的国家》的主线情节──女主人公由父亲做主嫁入邻村一户全由男性组成的上等家庭，沦为5个儿子共同的妻子甚至父子6人分享的性对象。与没入白色乳汁中的新生女婴乃至父子6人的日历相对照，《摔爸》中珀尕为妻子普及新生儿性别常识的细节便显示出了异乎寻常的甜美气息。
　　诞下女儿而负疚的母亲与身着男装而羞耻的女儿，共同提示了有关“女性形象”与“女性气质”的种种文化禁忌。传统印度女性服饰在姐妹俩身上逐渐消失的过程被呈现为一连串的“事与愿违”──为逃避高强度训练而思索出的借口，反而令摔跤姐妹失去了纱丽长袍（妨碍运动）与齐腰长发（孳生头虱）。在母亲为摔跤姐妹的婚配前景焦虑万分之际，初着男装训练服的摔跤姐妹在裸露身体所带来的局促与震惊之中不断拉拽本已长及臀部的T恤乃至盖过膝盖的短裤。母女三人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专适于女性生存的规则列表，这份列表同时也给予所有男性窥视并品评摔跤姐妹的权限。在目光与耳语的追逼网罗之下，连甩在脑后的小小发辫都一并失去了的摔跤姐妹继续并排穿过小巷与田野，在学校中亦不复有维持“形象”与“地位”的可能。至此，“摔跤”于姐妹俩而言不仅仅意味着挥别美食与娱乐，而且意味着一场无止境的“惩罚”──它仿佛肇因于两人与邻家少年的缠斗，肇因于两人僭越性的胜利，也肇因于两人未能坚守的隐忍美德。
　　与耻感一同愈演愈烈的还有父女之间“同行异梦”式的分歧。在姐妹二人为参加婚礼而缺席训练的夜晚，闯入舞池的珀尕在无数宾客面前对略加装扮、载歌载舞的女儿施以无声的震怒。此举促使姐妹俩在少女新娘面前悲叹珀尕的与无情，也令始终面如死水的少女新娘泫然欲诉──在由早婚制度、包办婚姻、生育苦难交织而成的女性宿命面前，珀尕首次被指认为孤身迎击传统世界的现代英雄。在摔跤姐妹面对镜中之“我”而说出“反抗”二字的时刻，来自少女新娘的性别启蒙宣告完成，面向世界的摔跤之梦被凸显为撕毁性别牢笼的可行方式，“父权”则凭借朴素的两性平权主张与反封建意义上的现代性立场冲抵了部分“”的底色。
　　到长女吉塔以绝对优势斩获全国冠军为止，影片在金的乡村光晕中展示了第一个父女同心的飞跃段落。从业余男子摔跤的售票噱头到穆斯林禽肉店的“看板姑娘”，长女吉塔从男性主导的“摔跤”世界中夺取了女子摔跤手的正式身份。此后，加入国家体育学院的吉塔踏上经典意义上的体育精英之路，在都市消费文化与权威体育观念的夹击之下渐次偏离了父女同心的原初轨迹。曾经以娇娥之梦拒斥摔跤道路的吉塔转而以“国家级教练”的权威传说否定了扎根偏远乡野的珀尕战法。于是，随着惨败的吉塔在给父亲的电话中泣不成声，父女同心的第二个飞跃段落正式开始。当主场作战的吉塔公开无视教练的指示毅然采用珀尕战法，当回归本色的吉塔逆转取胜，不仅父女间的亲情纽带得以重建或加固，珀尕战法与“国家级”理念间的比试也胜负立显。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珀尕此前与妻子、兄弟乃至其他社群成员在养育女儿一事上的分歧同时也正是现代与传统两种知识体系对社会话语权的争夺，而珀尕战法与“国家级”理念间的比拼则暗示着“真/假现代性”抑或“好/坏现代性”之间互甄正伪的时代交锋。名实不符的国家级教练牵引出了支配各部国家机器的官僚等级制度，并在珀尕战法身后本土现代化理念的冲击之下，暴露出了僵化落后且追名逐利的腐朽本质。在珀尕被锁入黑屋的时刻，披着先进外衣的腐朽势力露出了最后的獠牙，在自我突破中获得胜利的吉塔则不仅体现着个体的成熟与独立，也暗示着朝向未来的希望火种已然成功养成。
　　与以往用家庭价值、现代化想象、爱国主义情怀来抚平种姓压迫、宗教冲突、阶级分化、城乡隔离乃至性别冲突的单向叙事套路相比，《摔爸》至少在亲情叙事的皮肤之下包裹了两条相互关联的线索：一方面，国族维度上的现代化方案许诺了女性自由在未来某一正确时空的实现；另一方面，单个女性励志案例的出现昭示着“真/好现代性”已被成功寻获。换句话说，类似成长故事的核心并非在于完成男权、父权与女权之间理论关系的清理，而是为“性别问题”提供一套非性别化的阐释/解决方案。就《摔爸》而言，在“男权―种姓―宗教”构成的性别圆环遭遇悬置的同时，启蒙主义式的“天赋”再度将现代化理论的正确施展指认为解决性别冲突的充要良药。
　　2012年5月，在完成《三傻》之后沉默多时的阿米尔·汗推出了一档以揭露印度社会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为要旨的真人访谈节目，并以印度国训“Satyamev Jayate”（战胜一切）为名（即前文提到的《线年的第三季第一期中，《摔爸》的原型故事被组织在“一颗球可以改变世界”的主题之下，意在展示体育如何具有改变个体命运的意义。2012年至2015年间，《访谈》所涉领域遍及性别、、宗教、种姓、司法、环境保护等。仅性别议题一项，就囊括了强迫堕胎、嫁妆制度、家庭暴力、男权危害与性犯罪等核心议题。
　　作为一台真人脱口秀，《访谈》本身形成了一套编织“/必胜”叙事的标准流程：以真人真事开启话题；以多方数据证实问题的真实性、普遍性与严酷性；借嘉宾之口（涵盖社会运动家、学者、记者、导演等多种身份）分析问题的根源与解决之道；以民族荣誉感乃至现代化之梦向观众发起动员。
　　在上述环节中，问题根源通常被描述为传统文化糟粕的遗毒，解决之道则往往被引向制度性的社会改革方案──譬如健全法制、医疗改革乃至各级政府机构的去官僚化，等等。从发现问题开始、以群体感召结束的叙事结构也反映在整个节目的自我规划之中──第一季《访谈》在社会问题十二连弹之后，以一次成果概览抚慰了所有观众的心灵。这期节目以“The Idea of India”为题，悄然勾勒出了“印度梦”的美好轮廓。
　　问题根源及其解决之道的高度重复性标记出了娱乐综艺这一媒体产品类型在社会批判问题上的规范与限度──与发现话题同等重要的，是缝合叙事的发明。对印度这一古老国度的荣誉感、对当代印度社会乱象的羞耻感、对未来印度的现代化之梦，三位一体地现身为商业媒体对关键词“态度”的设计、部署与批量生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摔爸》与《访谈》一道展示了不同故事的同一个。作为“一种关于（过往的）真实性与（未来的）进步性的双重投射”[5]，印度独立之初由官方主导的“时代精神”叙事至此衍生出了宝莱坞式的文化工业版本──人道主义、科学及其同义词意义上的“现代性”与置身于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民族认同”一道，为全球化语境下“印度之梦”的海外行销提供方案。
　　[2]张慧瑜：《影像书写──大众文化的社会观察（2008―20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62页。
　　[5]（印）吉塔·卡普尔：《第一个十年的文化创造性：以萨蒂亚吉特·雷伊为例》，见（印）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编《你不属于──印度电影的过去与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3页。